最初，达莉娅和巴希尔的故事是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新鲜空气”（Fresh Air）栏目特别制作的一部 43 分钟长的纪实广播，播出之后，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显而易见的是，这一个故事唤醒了人们对更深层叙事的渴望，这种叙事能够穿透头条新闻标题和无休无止的历史循环，它将告诉人们，我们何以落入今天的困境。

　　一栋房子、两个家庭和一段共同的历史，在特拉维夫和雅法以东的沿海平原上，从耶路撒冷石墙上发散出来的共同历史。

　　*文章节选自《柠檬树：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中东心底的故事》（[美]桑迪·托兰 著 三联书店2023-9）

　　门铃响了，达莉娅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从阳台起身，穿过房子走向前门。她拿起了一把大钥匙，轻快地沿着小径走向绿色金属大门。“rak regaa——马上来！”达莉娅喊，她双手拿起沉重的钥匙，抬到锁前面。达莉娅把门打开了一半，从门和门柱之间往外看。

　　以色列夏季令人窒息的闷热之中，三名男子穿着外套，打着领带，僵硬地站在那里。这是1967年7月，“六日战争”结束没几周。这些人看起来都是20多岁。

　　男人们看起来有点不自在，就好像达莉娅询问他们的来意，而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似的。他们有一阵儿没说话，但是，达莉娅明白他们为什么来。

　　“我一看到他们啊，”达莉娅回忆说，“我感觉，哇哦，是他们。就好像我一直在等着他们似的。”

　　现在，最年轻的一位，长着一张瘦瘦的脸，还有大大的褐色眼睛的人，开口说话了。

　　“这里以前是我父亲的房子，”年轻人用英语一顿一顿地说，“我也在这里生活过。”

　　达莉娅·埃什肯纳兹知道，自己不存在多少时间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且做出回应。从理性上来说，她应该告诉这些男人，等她父母在家的时候再来。如果她让他们进门，她请进家的会是什么？

　　巴希尔注视着这一个女人。她没有回应自己的问题。他的脑海中还想着仅仅一小时之前，亚西尔在他童年旧居前的可怕遭遇。最起码，他的另外一个堂兄吉亚斯看过自己的旧居了——那里现在变成了一所给以色列孩子上课的学校。这个年轻女人，不管她是什么人，看起来不急不忙的。

　　达莉娅看着这三个年轻男人。他们很安静，带着一丝忧虑。她知道，如果她让他们以后再来，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他们了。但是，如果她打开门，可能没办法再关上它。很多想法涌到她的脑海中。她需要迅速理清它们，并做出一个回应。

　　“好的，”最后，达莉娅·埃什肯纳兹对门口的三个阿拉伯人说，她绽开大大的微笑，“请进来吧。”

　　巴希尔看着这个引人注目的、一头短黑发的年轻女子。她正在对他微笑，手撑着他父亲的金属门。

　　“请进来吧。”巴希尔感觉自己听到这一个女人这样说。她转身，沿着石头小径朝房子走去，他看着她。

　　这可能吗？巴希尔看着自己的堂兄们。这个以色列女人真的说了让他们跟着她吗？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怀疑着一切。当这一个女人消失在房子里的时候，男人们呆呆站着。巴希尔看着亚西尔。“我确定她说了‘欢迎你们’。”他告诉堂兄说。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头又出现在门口。她正在好奇地看着他们。

　　巴希尔记得自己小心翼翼地抬脚，踩上一块石头，又一块石头，当心地不踩到石头缝里长出的青草上。他转身看他的堂兄们——他们还在大门口站着没动。“跟着我。”他对亚西尔和吉亚斯说。“来吧，”他说，“到我的房子里来。”

　　达莉娅站在门口，男人们沿路走来的时候，她一直在微笑。她知道，战争之后，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女人邀请三个阿拉伯男人进家是不明智的。但是，最起码，这种可能性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安。达莉娅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脆弱，她确定他们无意伤害她。她觉得安全。

　　“请给我五分钟时间，”达莉娅对男人们说，“五分钟就行。”她想让房子里面看起来好一些，这样的话，她的访客会对这座房子，以及房子里生活着的人有一个好印象。

　　巴希尔差不多没在听达莉娅的话。他被花园吸引住了：像蜡烛一样的紫色和黄色的花，白天的时候闭上花瓣；母亲和他讲过的那棵开花的缅栀花树，树枝上爆开明亮的白色和黄色的花；茂盛的灌木丛中长着肥厚的深红色玫瑰花。屋子后面有一棵棕榈树，它灰色的簇绒往上长，变成宽阔的绿色叶片，高高地悬在屋顶之上。巴希尔希望柠檬树仍然站在后院里。

　　巴希尔定定地看着木头前门，1948年7月之前，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总是敲这个门，宣布自己到家了。巴希尔冲向他的时候，父亲会快步穿过大门。

　　她做什么事花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比五分钟长得多。她在干什么？她是不是在报警？堂兄弟们慢慢的变警惕了。

　　巴希尔能看到31年之前，他父亲亲手放下的白色耶路撒冷石。如果他站得近一点的话，巴希尔可以让指尖滑过石头那坑坑洼洼的表面，那些微小的凸起和凹陷，就像巴勒斯坦的风景一样。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那个年轻女人说，她又出现在门口，“欢迎你们。进来吧，像在自己家一样。”这是一句全世界通行的客套话——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别拘束；Mi casa es su casa（西班牙语）；Ahlan wa-sahlan（阿拉伯语）；Baruch habah（豪萨语）——可是，当他走近前门的时候，这话让巴希尔感到格外奇怪，“像在自己家一样”。

　　堂兄弟们迈过门槛，巴希尔在前，亚西尔和吉亚斯跟着。巴希尔小心地走了几步，环顾四周，默默站着，在宽敞而开放式的房间里呼吸，呼气，再吸进去。房子就像他想象的那样，宽敞而洁净。他回忆说，自己感觉就像身处在一座寺里，好像他自己，巴希尔，是一个圣洁的人。

　　达莉娅记得自己带领堂兄弟们走过每一个房间，想要他们感到被欢迎，感到放松。粗粗领他们转了一圈之后，她告诉他们说，他们能够不急不忙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看看房子。她退了出去，着了迷一样地看着他们。

　　巴希尔看起来像是痴傻了。他在走廊上，在门口进来又出去，摸着瓷砖、玻璃、木头、粉刷的石膏墙，吸收着每一种表面的触感。

　　“我有一种感觉，他们正沉默地走在一座庙宇中，”多年之后，达莉娅回忆说，“所以，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巴希尔停在了一间小卧室打开的门前，卧室在房子的一角，靠近后院。他听到达莉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是我的卧室”。

　　巴希尔记得达莉娅说：“我想，你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个房子了。也许是在同一年，我们来了。”

　　巴希尔想要爆发，想要大喊，我们没“离开”房子！是你们把我们赶走的！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说：“我们还没有正式介绍呢。我是巴希尔·哈伊里。那边是我的堂兄吉亚斯和亚西尔。”

　　达莉娅也做了自我介绍，她告诉他们说，自己正在特拉维夫大学的暑假中。她很小心地没有对他们说，自己参加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训练团。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她是一个犹太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她感觉到一股从心底激增而起的责任，或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一种呼应对方的能力。童年时代的问题又回来了：阿拉伯人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以前谁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离开？她意识到这些男人有答案。她想，终于，我打开了一扇被关闭了太久的门。达莉娅把这一刻视为自己寻求理解的开端。

　　“现在，”达莉娅说，“你们愿意让我来把你们当客人招待吗？你们想喝点什么？”

　　当客人，巴希尔想，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被当成一个客人吗？“我不介意，”他飞快地对达莉娅说，“好的，谢谢你。”

　　“我们坐到花园里去吧，”达莉娅说，她指着后院，“那里非常好看。你们想喝什么？柠檬汽水？土耳其咖啡？”

　　三个堂兄弟坐在花园的阳光下。巴希尔的眼睛就像是一台相机的镜头，把外墙、窗框、屋顶都记录其中。他记下了土壤、沙子、枝条、树叶和果实。他甚至还记录了房子上石头层之间长出的草叶。现在，他的目光落在了花园角落里的柠檬树上。

　　达莉娅端着饮料回来了。巴希尔记得是小杯的土耳其咖啡，可达莉娅确信自己给了他们柠檬汽水。“我希望这次拜访能让你们感到一点安心。”她一边在每个人面前摆放小的瓷杯和茶托——也许是几杯柠檬汽水——?一边说。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听着对方啜饮的声音。过了几分钟，亚西尔站了起来。“我觉得我们该走了。”他说。可是，巴希尔还没准备好。

　　几分钟之后，达莉娅和巴希尔又一次在门口面对面了。“希望我们还能见面。”达莉娅说。

　　“好的，当然，达莉娅，”巴希尔说，“我也希望再见到你。以后请一定到拉马拉来看我们。”

　　堂兄弟们爬上了以色列汽车，像来时一样，一个在另外一个后面坐好。他们沉默地、精疲力竭地往东去了。他们看了自己的房子，现在又能怎么样呢？在回家的路上，没什么惊喜了，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更为熟悉。巴希尔凝视着窗外的虚空，他感受到新的负担，那负担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

　　巴希尔爬上混凝土楼梯，回到了拉马拉的房子里。他打开门，看到他的姐妹、兄弟、艾哈迈德和扎吉雅，全都在等候着归来的旅人。艾哈迈德在中间，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巴希尔快受不了了。“我太累了，”他说，“路很长，故事更长。让我先休息，明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那时才是下午6点。

　　“睡吧，我的儿子，”艾哈迈德说，他的眼中都是泪水，“睡吧，我的爱，我亲爱的儿子。”

　　早上，全家人都在等待。巴希尔不慌不忙地把自己和堂兄们这次旅程的每一刻都讲了一遍。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要问巴希尔——每个人，除了艾哈迈德，其他人要求巴希尔重现旅程的每一步，他对石头的每一次触摸，艾哈迈德始终没说话。下午的时候，光线是否仍从南窗照入？大门上的柱子还挺立着吗？前门是不是还漆成橄榄绿色？油漆剥落了吗？“如果什么也没变的话，”扎吉雅说，“巴希尔，你回去的时候带一罐油漆，把它刷新一下；你可以带一把大剪刀，剪掉沿着石头路长出来的草。柠檬树怎么样，看起来好吗？你把柠檬带回来了吗？……你没有？你有没有捻捻叶子，闻闻它的气味，你的手指闻起来是不是像鲜切的柠檬？房子的石头怎么样，它们摸起来是不是还是又凉又粗硬？……还有什么，巴希尔，还有什么？请别漏掉任何东西。”

　　在整个问东问西的过程中，艾哈迈德静得像一座山，他的眼睛满含泪水。突然，他站了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艾哈迈德离开厨房，走过走廊的时候，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但没人敢叫他回来。艾哈迈德关上了卧室的门。

　　1967年夏天，哈伊里家这样的谈话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并不罕见。数百名，也许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跨过“绿线”，到童年的家去“朝圣”。他们回来时，背负着苦乐参半的记忆，一座开满着花的花园，一个抹去了阿拉伯文字的石拱门，一架走了音的钢琴，一把仍然能够开锁的钥匙，打开的木头门，猛关的铁门。对于一个难民来说，他的年纪是否大到足够记住旧居，这不重要。家园的风景和回归的梦已经随着母乳潜入人心。所以，即便孩子没有真实的记忆，他也仍然好像能记得。

　　那些在1948年还没有出生的人，他们讲述着自己出生之前就被摧毁的那些村子中邻里的细节。对这些家庭来说，只有土地本身，偶尔还有一块古老地基的断壁残垣可以去访问、去记录。在雅法、海法、西耶路撒冷、利达和拉姆拉，那些阿拉伯老房子还在的地方，巴勒斯坦人仍可以用触觉找回记忆：橄榄树的一根小枝，花园里的一块石头，一把无花果……那个夏天的晚些时候，巴希尔和他的弟弟卡迈尔第二次访问了达莉娅和拉姆拉的房子。尽管1948年的时候卡迈尔只有一岁，但他发誓自己记得那所房子。弟弟接受了达莉娅给他的礼物：四个柠檬。他把柠檬交到了父亲的手上，艾哈迈德将一个柠檬放进客厅的一个玻璃柜里。

　　1968年1月，一个湿冷的灰色早晨，达莉娅在拉姆拉醒来，脑子里想着巴希尔和他的家人。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着巴希尔请她去拉马拉的邀请，她希望今天就是那一天。达莉娅没有巴希尔的地址或手机号，因此，她别无选择，只可以通过亲自出现来接受他的邀请。她记得巴希尔对她说：“你到了拉马拉之后，只要问巴希尔·哈伊里的家，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现在，她得想办法去拉马拉。她家的双缸雪铁龙汽车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即使它可以，摩西也绝不会允许女儿去西岸。达莉娅决定给一个叫理查德的英国熟人打电话，理查德一直想和这位长得像美国影星纳塔莉·伍德的年轻女子约会。达莉娅对理查德不感兴趣，但他有车。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开车载着达莉娅穿过“绿线”，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他们在半上午的时候出发了，当他们向东开的时候，犹太丘陵 ——如达莉娅所知——变得更清晰了。山峦是深深浅浅的紫色，阴影被细细的光柱点缀着。达莉娅回想起自己五岁那年与母亲在家时，她指着这些小山说：“依玛，我们去那些山上吧。”当索利娅告诉她那些山很远的时候，达莉娅拉着母亲的手说，“不，不，你要是真想去，我们大家可以去那儿。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当她和这个安静而紧张的英国人一起朝着新领地前行，驶近西岸的这些山脉的时候，达莉娅感受到一丝归属感。

　　冬季，英国人的汽车在西岸土路上的坑坑洼洼中颠得快要散架了。达莉娅知道，以色列的坦克和吉普车正在这些路上的某个地方巡逻，但她和理查德看到的大部分景色都是石头山、橄榄树，还有与景色融为一体的古老村落。他们从拉特伦和伊姆瓦斯那人去房空的阿拉伯村庄往东北方向开，靠近了拉马拉。在拜特西拉以北迷宫一样的道路中，他们迷路了。附近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围住了汽车。达莉娅听到孩子们飞快地说阿拉伯语，感到忧虑不安。

　　他们继续往前开，沿着西岸以色列占领区那陌生而荒凉的道路行驶，内心对自己的方向仍然七上八下的。

　　六个月之前，只花了六天时间，以色列人就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让自己的形象有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逆转：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同时也是占领者。然而，在以色列和国际社会，胜利的狂喜和公众的喜悦情绪，在某些方面已经让位于对战争残酷性和占领的道德的反思。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呼吁以色列基于道德考量，从所占领土上全面撤出。奥兹是在集体农庄长大的年轻人之一，这些人力求记录萨布拉（土生土长的阿什肯纳兹以色列人）的复杂情感，这些人“对他们的巨大胜利感到迷茫，同时，又对战争的真相带来的启示感到震惊”。

　　他们都是达莉娅在以色列军队中的同辈人，他们对奥兹和其他的时代记录者讲述自己道德上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几乎每个士兵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对“‘世界末日’的抵御……多年前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谈到的事——关于爱我们的国家，关于犹太人在我们的天父之地上继续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士兵回到集体农庄之后，用一位萨布拉的话说，他们被一种感觉所烦扰：自己慢慢的变成了“杀人机器。每个人的脸都在扭曲，你的腹中发出一阵低沉的咆哮。你想杀人，再杀人。你一定要了解那些事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仇恨，再仇恨”。

　　这是英雄的萨布拉的一个新的自我形象，曾几何时，它的作用是为整个以色列社会展现韧性和力量。如今，“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人有了一个新角色——占领者——这并不是集体农庄长大的士兵们想要的。“身处占领军之中的感觉太糟糕了，”一名士兵对奥兹说，“这是一份可怕的工作，真的很可怕。我是集体农庄的人，这不适合我们。没人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没受过这种训练。”

　　以色列人越来越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受害者的国家，1963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纳粹大屠杀从阴影中曝光于天下之后，尤其如此。现在，萨布拉们（许多人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发现了自己正面对着被占领国的平民：母亲们恳求士兵们释放她们的儿子，妻子们请求释放自己的丈夫，老人们弯腰拄拐，困惑地看着一个营队的士兵经过，并用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喊叫。

　　在拉马拉，正如巴希尔所说，达莉娅和理查德在城中心的马纳拉广场（Manara Square）停车之后，向一个街上的男人打听巴希尔·哈伊里的家在哪儿。这样的一个男人知道巴希尔是谁，他住在哪里。几分钟之后，达莉娅和理查德就站在一个混凝土台阶底下了。一个邻居上楼去通知巴希尔说，他有客人来访。

　　巴希尔刚从一座以色列监狱里出来没几个星期，弟弟卡迈尔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猜猜谁来了？”卡迈尔激动地喊。巴希尔立刻就知道了答案。他跳下台阶，跑到街上。达莉娅在那里，看起来有点紧张，站在一个高高的、敦实而苍白的家伙旁边。她的男伴看起来比她还不舒服。

　　那天很冷，阴暗的天色预示着可能会下更多的雨，可是巴希尔没有邀请他的客人们上楼。“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拜访安不安全，”他告诉她，“因为我刚出狱。”

　　真有意思，达莉娅想。我也爱我的国家，但没有被关起来。然而，她意识到，巴希尔说自己被监禁，并不是要表现自己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立场，相反，他只是想保护她。巴希尔正在受监控，如果达莉娅上楼，她也将面临被监控的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希尔正试图在达莉娅一方军队的眼皮子底下保护她，而她现在实际上也是其中一员。达莉娅面临选择，她很快就做出一个决定：她不允许任何人告诉自己，她能见谁，或者不能见谁。她看着巴希尔瘦而光洁的脸庞，还有棕色的大眼睛。“求你，”她说，“让我们去看看吧。”

　　楼上，巴希尔领着达莉娅和理查德进了一个又冷又暗的客厅，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堆满东西的沙发上。周围是一片安静中的忙碌。有人推进来一台煤油取暖器，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灯。巴希尔的姐妹们在客厅里忙碌，为这对不速之客收拾客厅。这是达莉娅第一次见到西岸的女性，和她猜想的一样，她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不穿制服的以色列人。

　　巴希尔把母亲扎吉雅介绍给达莉娅，扎吉雅热情地问候了达莉娅，达莉娅记得，没过多长时间，“好多东西一下子出现在桌子上：茶，蛋糕，新鲜的点心，阿拉伯甜点，土耳其咖啡……”这是达莉娅第一次体会到阿拉伯人的好客。桌子上的托盘和碗碟慢慢的变多，达莉娅被主人的慷慨大方深深打动了。

　　尽管一家人热情好客，达莉娅仍然为他们家的临时凑合风格感到震惊。她环顾四周，看着沙发、地板砖、墙上框子里的照片。有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不在。达莉娅不能准确地辨别出是什么，但她感觉这一家人好像都坐在行李箱上面，随时准备动身离开。

　　“所以，”巴希尔用不熟练的英文说，“你好吗，达莉娅？你家人好吗？你在学校里怎么样？”

　　巴希尔注视着达莉娅。他很乐意让达莉娅决定他们谈话的走向。毕竟，她是他的客人。“欢迎你到这里，达莉娅，”他说，“我希望你能和我们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你很慷慨，对我们很好。”

　　达莉娅注意到巴希尔的姐妹们在门口那儿窃窃私语，并盯着她看。她们的脸上有着达莉娅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达莉娅觉得，巴希尔的姐妹们，她们的眼睛像小鹿的眼睛，在希伯来语中是“enei ayala”，美丽的有力象征。最后，全家人都出来问候达莉娅，除了巴希尔的父亲艾哈迈德，显然，他不在家。

　　达莉娅又深呼吸了一下，她在开口前犹豫过，要不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她提醒自己，她到拉马拉，是为了有一个机会去明白他们的故事。“巴希尔……”达莉娅说，她身体前倾，“我知道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她犹豫了一下，“现在有人生活在你的房子里，这种事对你来说一定很艰难。”

　　本来，巴希尔乐意让对话保持在“你好吗？”的层次。他对于“阿拉伯式热情”的理解让他不会挑战一位访客。但这次非同寻常。达莉娅需要也值得被认真对待。

　　“听我说，达莉娅，”巴希尔慢慢地说，“离开家，抛下所有的财产，把全部的灵魂丢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不会不顾一切地抗争，去拿回一切吗？”

　　巴希尔本可以讲述更多的细节。他能告诉达莉娅，巴勒斯坦人的集体叙述教会了他什么：1948年7月12日，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利达，并占领了拉姆拉，第二天，士兵们的枪托砸在门上；好几万拉姆拉和利达的人被迫流亡，19年来人们对家园固执的渴念，想要不计一切去战斗、去回家。但他只是突然站了起来。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满，成为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导火索。

　　“来，达莉娅，”巴希尔记得自己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达莉娅本来想让理查德也加入谈话，但这个英国人看起来百无聊赖，当巴希尔走向餐厅中的一个玻璃柜子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达莉娅跟着巴希尔，两个人站着，透过玻璃往里看。

　　“你记得我和我弟弟去看你们的时候吗？……记得？你记得我们离开的时候，卡迈尔问你要什么吗？你给了他什么当礼物？”

　　巴希尔记得达莉娅沉默了一会儿。“哦，我的上帝啊。这是那次拜访你们带回来的柠檬中的一个。但是，你们为什么保留着它？快四个月了吧？”

　　“对我们来说，这颗柠檬的意义远胜于一个水果，达莉娅，”巴希尔慢慢地说，“它是土地，是历史。这是一扇窗，我们打开它，能照见自己的历史。我们把柠檬带回家之后，过了几天，一个晚上，我听到房子里有动静。当时我正在睡觉。所以我起身，仔细聆听。以色列占领之后，我们总是杯弓蛇影的。就算是树的摇曳也会把我们惊醒，让我们担惊受怕。我听到响动，所以起了床。声音正是从这个房间传过去的。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的父亲，双眼几乎全瞎了的父亲。”

　　“达莉娅，我看到他双手捧着这个柠檬。他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两颊上流淌着泪水。”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开始想事儿。然后，我开始自言自语，一直说到天明。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爱他爱得那么深。”

　　达莉娅的泪水也在打转转。她看着她的英国朋友，又一次想让他也参与谈话。理查德开始用脚拍打地面，看手表。看来，这将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约会了。

　　“我妈妈也一样。你知道，对于一个妻子来说，一幢房子意味着什么。她到这个房子里的时候，还是一个新娘。她在这个房子里面生儿育女。”差不多26年之前，巴希尔自己就是在那个房子里出生的。

　　“从你的故事里，我们正真看到了自己，巴希尔，”达莉娅说，“我们记得自己几千年的流亡历史。我能理解你对于家园的渴望，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流浪的经历。”达莉娅开始把自己对“以色列地”的主张和巴希尔对“巴勒斯坦地”（Arde Falastin）的爱一起考虑。

　　“我开始说自己对他们流亡感受的理解，”达莉娅回忆，“我理解他们对家园的渴望。通过个人对‘以色列地’和以色列的渴望，我理解了他们对‘巴勒斯坦地’的渴望。从我们自身的流亡经验，我理解了他们的流亡。我自己的集体经验里面有些东西，通过它们，我理解了这些人近些年的经历。”

　　她告诉巴希尔，“你们经历过的，肯定是很可怕的体验”。达莉娅被深深地打动了，她相信自身正在和新朋友建立联结。

　　巴希尔从来都理解不了另一群人古老的渴望——他们盼望从几千年的流亡中回家——怎么能够和一代代巴勒斯坦人的实际生活相提并论。这些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春耕冬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安葬祖先。他非常怀疑以色列人对故国的渴望和他们建国有啥关系。“以色列第一次进入西方占领势力的设想中，原因有二。”他告诉达莉娅。

　　“首先，把你们赶出欧洲。其次，通过这一个政府统治东方，压制整个阿拉伯世界。于是，领导者们开始想起《妥拉》这回事了，所以他们开始讨论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还有‘应许之地’的事儿。”

　　“但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达莉娅抗议道，“原因是为保护我们不被其他几个国家迫害，为保护我们免遭冷血屠杀——仅仅因我们是犹太人。我知道真相，巴希尔。”现在，达莉娅不再试图让她的英国朋友参与对话了。“我知道我的同胞被屠戮，被宰杀，被赶到毒气室里。对我们来说，以色列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在这一个地区，犹太人最终可以感觉到，当犹太人不是一个耻辱！”

　　“你说全世界都对你们这样做，达莉娅。这不是真的。纳粹杀死犹太人。我们也恨他们。但是，为什么该由我们来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我们欢迎犹太人。他们从欧洲人那里逃到我们这里，我们竭尽所能地欢迎他们。我们照顾他们。但是现在，因为你们想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他人却因此要生活在痛苦中。我们拿你的家庭来举例子吧，你们从别的地方跑来。你们应该待在哪里呢？待在一所属于别人的房子里吗？你会把房子从他们的手里夺走吗？房子的主人——我们——应该离开房子，到别的地方去吗？我们被人从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村庄、自己的街道赶走，这公平吗？我们在这里有历史——利达、海法、雅法和拉姆拉。很多来这里的犹太人相信，他们是一群无地的人，正在去往无主之地。那是在忽视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以及他们的文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遗产和他们的文化。现在我们是陌生人，散落到各地的陌生人。为何会这样，达莉娅？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让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也让你们背井离乡。”

　　达莉娅感觉自己没办法用三言两语向巴勒斯坦朋友解释清楚她对“以色列地”的爱。“两千多年来，我们每天祈祷三回，祈祷能够回到这片土地上，”她告诉巴希尔，“我们也试过去另外的地方。但我们意识到，那些地方不想接纳我们。我们一定要得回家。”

　　“好吧，巴希尔，我生活在你的家里，”达莉娅最后说，“这也是我的家。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住处。所以，我们该怎么去办呢？”

　　达莉娅觉得巴希尔扔了个炸弹。她想要尖叫，不过，作为巴希尔的客人，她清楚自己不能这么做。她强迫自己聆听。

　　“我们认为，只有1917年之前——1917年是《贝尔福宣言》发表那一年，也是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开始——来这里的人有权留在这里。1917年以后来的任何人，”巴希尔说，“都不能留下。”

　　达莉娅为巴希尔解决方案的大胆感到震惊。“好吧，因为我是1917年之后出生并且来到这里的，我不接受这个处理方法！”她说，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笑。她为自己极端矛盾的处境而感到震惊：在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受到欢迎的房子中，因为共同的历史建立纽带、产生联结，却在一个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之上有彻底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因为在拉姆拉，自己为他们打开了进家的门，达莉娅感到哈伊里一家对自己的深切谢意。“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场景，”她回忆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们会面的温暖和真实感，见到另外一方，这是真实的，正在发生的，能这么说——我们欣赏彼此的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另一方面，我们交流着似乎完全互斥的话题。我在这里的生活是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的，如果他们想实现自身的梦想，我就要付出代价。”

　　达莉娅直视巴希尔。“我没有别的地方去，巴希尔。”她说。“我要留在这里。最好是让你们生活下去，同时也让我们生活下去，”她说，“我们一定要共处。必须互相接受。”

　　巴希尔平静地看着他的新朋友。“你们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身个人的地方，达莉娅。你记得十字军在这里待了将近两百年吗？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离开了。这是我的国家。我们被赶出来了。”

　　“偷”字在达莉娅听起来像一记耳光。因为巴希尔超级平静的风度，不知何故，这感觉变得雪上加霜。达莉娅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感到被冒犯，生起气来。

　　“你们要让我们葬身大海，”最后，达莉娅说，“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我们该到哪里去？”

　　“非常抱歉，但这跟我没关系，”巴希尔静静地说，“你们从我们手里偷走了土地。解决方案，达莉娅，非常残酷。你种下一棵树，却没有种在正确的地方，它是长不大的。我们在讨论几百万人的未来。”然后，巴希尔重申了他的想法。这也是“六日战争”之后，许多巴勒斯坦人普遍抱有的想法：1917年之后出生的犹太人，或者是出生在现在以色列领土之外的犹太人，应该回到他们的原籍国去。

　　达莉娅简直不相信这是个认真的主意。“不，巴希尔，不，我们没什么地方能回去。”

　　“巴希尔，”达莉娅身体前倾，恳求道，“别想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外一个错误！你想让我们再次成为难民吗？”我在这里做什么呀？她想，继续这场谈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不过，她注意到一些事情：巴希尔从未重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威胁——有一天，要用武力夺回整个巴勒斯坦。他从来就没说过，我们会从你那里夺走你的房子——达莉娅避免去询问巴希尔的意图或政治背景。双方都选择留在矛盾体之内，他们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因此，达莉娅相信，他们有理由继续讲话，对话本身是值得保护的。达莉娅站了起来，理查德伸手去拿外套时，似乎大松了一口气。“我想我在这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她对巴希尔说，“我父亲该担心了。我得走了。”

　　达莉娅握住了巴希尔的手。“真的，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每次见面，我都比以前了解得更多。”

　　巴希尔的母亲和姐妹们来了，达莉娅谢了她们，大家都向他们道别。“在这座房子里你不是客人，达莉娅，”巴希尔说，“你得多来几次，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走到门边时，达莉娅转过身来。“我只是一个寻找真相的人，”她说，“我已经发现了线索，它会带我找到答案。”

　　令人感动的是巴希尔和达莉娅一直试图超越否认、靠近彼此都能接受的真相。直到最后，两个人也没有停止争议和谈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他们的天性中——聪慧的，求索的，热情的和全心投入的——也许埋藏着最好的希望，由此能够解决人类历史上最棘手、顽固的争端之一……

　　简单、粗暴地宣称巴以冲突的僵局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做法是最容易的、诱人的，但《柠檬树》告诉我们，这段冲突在历史长河中很短，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只有一百年多一点。